1949年，我被清華大學電機系發(fā)電廠電力網及聯合輸電系統專業(yè)錄取。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百業(yè)待舉，老師們都以為國家建設育人才的報國之心嚴格要求學生，其中不少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一流學者，學生們也都鉚足了勁兒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而讀書。我上學的時候，國內一流的知名學者華羅庚、錢偉長、朱光亞、于敏等都給我們上過課，他們一絲不茍的治學態(tài)度，使我們不僅打下了扎實的學識基礎，更養(yǎng)成了受益一生的嚴謹作風。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稱頭發(fā)絲兒”的物理實驗課。
著名物理學家、中國“氫彈之父”于敏院士當時給我們班上物理實驗課，我們3個人一組做實驗，老師給了我們一根頭發(fā)絲兒讓我們稱，一聽我們就犯了難，因為呼吸稍微重點兒都有可能把頭發(fā)絲兒吹走，這可怎么稱啊。老師要求特別嚴，我們就硬著頭皮稱，從早晨八點到十點兩個小時沒有任何結果，我們便去告訴老師，稱不出來，于老師說：“不是稱不出來，是你們沒有耐心，沒有耐心就不可能搞出科研的東西，繼續(xù)稱，稱不出來就別吃飯。”
后來我們組一個同學說，“我們搞個差不多的數據出來交差算了”，我們就估算出一個數據去報告給老師，因為老師手里有準確答案，看了我們的數據后發(fā)現誤差較大，就說：“不對，回去接著稱！”我們一看過不了關，還是認真起來好好干吧，從早晨八點到晚上八點，我們記不得稱了多少次了，屏住呼吸，極細微地調整儀器，到最后終于得出了跟老師的那個數據比較吻合的結果。老師才比較滿意地說：“只有足夠嚴謹、足夠有耐心，才能培養(yǎng)出科學家。”這大概就是我們常說的科學精神吧，容不得半點馬虎。
這件事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比較深。一是搞科研要沉得下心氣、坐得了冷板凳，只有耐得住心性，才能深入進去，搞出東西來。這也使得我不管在什么條件下都能坐得住，學校幾度搬遷中，我堅持搞科研，先后撰寫發(fā)表《逆變器供電的異步電動機的脈沖動轉矩及其抑制》《可控硅變頻調速對異步電動機轉矩特性的影響》等多篇論文，多次榮獲山東礦業(yè)學院優(yōu)秀科技論文獎。1970年，“文革”期間，參與山東礦業(yè)學院與濟南機車三廠協作項目，和同事共同研制出“無級調速機床”；1985年，承擔并完成山東省科委項目“光測高電壓系統”；1991年，承擔并完成中國礦業(yè)大學項目“交流非正弦低頻電工儀表”。因為專業(yè)水平還可以，我連續(xù)三屆受推擔任山東省高級職稱評定委員會評委，參與電類專業(yè)的高校評估、職稱評審和省科技進步獎評選等工作。
二是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與科研精神同知識傳授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我在教學中通過問題導向來加強對學生思維方法和創(chuàng)新理念的訓練，使學生在想辦法解決中深化對知識的理解、運用和再創(chuàng)造，有意識地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
選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講述：張書田 整理：宋榮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