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許多中國人不愿意說也不想說的時代。凡是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大多有著不同的慘痛經(jīng)歷。
1966年，山東礦業(yè)學院的院長是劉子光。在學校的歷任領(lǐng)導簡介中，對他有一句這樣的評價：“在山東煤礦學院創(chuàng)建中，1963年山東煤礦學院與淮南礦業(yè)學院等校并校后，面對眾多困難，團結(jié)建校，艱苦建校，為創(chuàng)建新型的煤炭高等院校做出了突出的貢獻?！?/p>
一句簡單的“眾多困難”，涵蓋了多少具體的困難和痛苦，恐怕只有我們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才會有深刻的體會。
至今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幾乎所有的師生都很佩服劉子光，對他可以說是交口稱贊：我們那個校長太厲害了！甚至，后來的畢業(yè)生做人做事都向他學習。他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做報告，都是脫稿，能講幾個小時。大家以前沒有見過這樣的領(lǐng)導，都認為他厲害得不得了。其實，劉子光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工農(nóng)干部。早期參加革命，進城以后，曾在山東淄博礦務(wù)局工作，后來任淄博礦務(wù)局的局長，再后來是山東煤管局的副局長。1963年，他從山東煤管局副局長調(diào)到我們新成立的山東礦院任黨委書記和院長。他自己很努力，全身心撲在工作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6月初，工作組進校，到27日，學校的造反就鋪天蓋地了。工作組進校，在全校大會上，劉子光做報告，下面掌聲不斷。后來，工作組就說：“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工作隊，目標就是要揭發(fā)你們黨委?！边@樣一來，劉子光就很被動了——他是黨委書記??！
工作組當時來了五個人，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分化黨委，讓黨委先內(nèi)部揭發(fā)。結(jié)果很自然，劉子光和他的夫人（當時擔任我們機電系的黨總支書記）都受到了迫害。他們的家被抄了，被迫去住牛棚，每天都被批斗，在炎熱的太陽底下進行拔草、抬筐之類的勞動改造，日子過得很苦。斗他們的，有很多是不懂事的學生。有個學生還是烈士子弟，斗他的時候就用手砍他們的脖子。學生們覺得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反倒感覺很革命。
遭到批斗的還有所謂劉子光“黑幫一系”的人。我當時29歲，擔任機電系黨總支副書記，首當其沖，被認作是劉子光的一派。那時，我的頭發(fā)都被剃了，脖子上掛上牌子，先在院里游斗，然后再到大街上游街。身為年輕的女同志，這簡直比死還要痛苦。我的愛人當時在青島、淄博搞“四清”，他一回到學校，別人就告訴他：“你家張荷英被批斗了，頭發(fā)都剃了，還掛個牌子！”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很丟臉。很多同事都怕我自殺，但，我忍住了。我反復告訴自己：“我不能死，我不能自殺，我認為自己沒有問題，我不反革命，我要死了就說不清楚了，我要活著，有一天總歸能說清楚?！?/p>
為了不讓自己的形象影響孩子，我白天把孩子放在幼兒園，孩子從幼兒園接出來后（包括周六和周日），就把孩子放在樓下鄰居家里。晚上孩子回家，我就把自己白天游斗掛的那個牌子藏到床底下，不讓孩子看到。后來，游斗得緊了，我干脆直接把孩子放到別人家，不讓孩子回家了。那時，最讓自己難受的，不是去游斗，而是怕孩子看到自己的形象。孩子才4歲，不懂事，看到就會說：“媽媽學了黑修養(yǎng)了！”孩子不知道黑修養(yǎng)是什么東西，但他卻能從大人態(tài)度里，感受到黑修養(yǎng)不是好東西。
每天被游斗，就是那些日子我的主要生活。大夏天的，也不能回家，游斗到中午，坐到食堂門口吃口飯，繼續(xù)游斗。那時自己非常狼狽，剃了頭發(fā)，掛著牌子，身上也是土一塊灰一塊的，形象慘不忍睹。我都不敢照鏡子，也幾乎不上街。
同樣被批斗的還有組織部長耿杰三。他早年就參加了革命，是個很勇敢的人。在我的印象里，耿杰三很厚道，很老實。在這場浩劫中，耿杰三也被認作是劉子光的心腹，受到了許多摧殘。后來耿杰三的身體出現(xiàn)了問題，在勞動中，手經(jīng)常抖動，拿不穩(wěn)東西。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刺激，逐漸地，耿杰三精神上開始出現(xiàn)問題，含冤而終。
后來，棗莊煤礦派來了工宣隊，到1968年12月，大家都背著行李去了棗莊。大家一邊受批斗，一邊還要下井、勞動。普通老師也都去了，都住在集體宿舍。開完九大以后，大家開始陸續(xù)回來。后來中央出臺政策解放干部，到了1970年的春天，劉子光才開始出來工作，大家的日子才算好過了一些。
在領(lǐng)導干部忍辱負重的同時，學校也在這場巨大的社會顛簸中艱難地行進著。
從1963年山東煤礦學院與淮南礦業(yè)學院等校并校，到20世紀70年代初山東礦業(yè)學院在泰安發(fā)展，近10年的時間中，學校不斷搬遷，上級領(lǐng)導關(guān)系也從煤炭部變?yōu)樯綎|省?！拔母铩敝?，軍代表和工宣隊進駐學校，他們來了之后，就占據(jù)了主要領(lǐng)導崗位，而他們的主要任務(wù)就是搞運動。后來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其中反反復復，來來往往，雖然也搞教學，但政治運動還是占了很大的成分，嚴重影響了學校的正常辦學和發(fā)展。這種情況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得以改善。
1978年1月，國家正式恢復高考，第一批通過高考的大學生算七七級，結(jié)束了延續(xù)6年的工農(nóng)兵大學生招生。通過高考進來的大學生文化水平比較齊整，有利于教學的組織。同時，學校也開始招研究生。1979年有3個研究生招生計劃（一個系招一個）。機電系招的學生叫馬寶甫，采煤系招的叫宋揚。礦建系主任覺得不夠條件，就沒有招。所以，事實上，那一年學校只招了兩個研究生。
與之同時，學校各項工作也開始步入正軌，所屬關(guān)系也開始理順。1978年，學校重新劃歸煤炭部管理。和中國社會一樣，在經(jīng)歷了10年曲折后，學校的發(fā)展終于步入了正軌。
1990年4月19日，劉子光因突發(fā)心臟病不幸逝世，享年70歲。以他為代表的那代人，經(jīng)歷了學校的成立、搬遷、合并與動蕩，將學校的發(fā)展送入正途。他帶著一個時代的困苦，告別了這個世界，沒有看到學校以后的飛速發(fā)展。9年后，山東礦業(yè)學院、山東煤炭教育學院經(jīng)教育部批準，合并成立山東科技大學。歷史與現(xiàn)實，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進行了一次轉(zhuǎn)換。山東科技大學告別了一個時代的痛苦，破繭化蝶，振翅東行，開始了一個新時代的騰飛。
選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講述：張荷英 整理：孫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