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科大故事①》，多位老一輩科大人艱苦奮斗、艱難創(chuàng)業(yè)的感人事跡，使我這個將近有50年科大校齡的后來者很受教育，并深有同感。我和他們的共同體會，那就是科大能夠在艱難曲折中一步步發(fā)展、壯大，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科大人的艱苦奮斗。即便是在各方面條件都已經十分優(yōu)越的今天，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依然十分需要，而且永遠也不能丟棄。
我是1964年考入山東海洋學院（現(xiàn)為中國海洋大學）的，本應該在1969年畢業(yè)離校，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推遲到1970年7月才離校，并且又經過一年多的濟南部隊空軍農場的勞動鍛煉，直到1971年12月才分配到山東礦業(yè)學院。所以，我稱不上是科大老一代的創(chuàng)業(yè)者，只能算作加入到創(chuàng)業(yè)隊伍的后來人。所以，對于發(fā)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校建校初期最為困難的十多年間的事并未經歷過。我想，就從我來學校報到說起吧。
1971年12月下旬，我?guī)е鴪蟮阶C到兗州縣城南八里路遠的山東礦業(yè)學院地礦大隊報到，地址是涼水井。我們沿著崎嶇的田間小路向前走，拉著租來的裝著行李的地排車，心里很納悶，怎么大學里還有大隊，涼水井究竟是個啥地方？一路打聽，好不容易找到了學校，原來此時的山東礦業(yè)學院正值由濟南下遷到山東各個礦區(qū)分散辦學的時期，學校各個專業(yè)所在的系當時叫作專業(yè)大隊，如采煤專業(yè)叫采煤大隊，在肥城辦學；地質專業(yè)、礦井建設專業(yè)叫地礦大隊，與金屬礦的采礦、選礦專業(yè)所在的采選大隊同在兗州辦學；礦業(yè)機械專業(yè)、電氣自動化專業(yè)所在的機電大隊在泰安辦學。濟南老校址教學區(qū)已經被當時的山東省煤管局征用，留下的一小部分為學校的留守處。按照原來的發(fā)展規(guī)劃，當時萊蕪礦區(qū)教學樓建成以后，采選大隊要搬到那里辦學，這樣學校就辦成了橫跨大半個山東，以泰安為中心，東有萊蕪、西有肥城、南有兗州、北有濟南的五點布局。由于大部分教職工的家在濟南，所以造成了大家長期在這個區(qū)間的鐵路、公路上奔波，經常像打仗一樣催促轉移，缺儀器設備、教學用房、學生宿舍、教職工住房。這樣的辦學條件，困難之大，可想而知。我報到的地礦大隊就是在兗州礦區(qū)所屬涼水井村東面一片某地質大隊廢棄的臨時工棚（簡易平房）里辦學。這種分散辦學的局面一直持續(xù)到1974年夏天，才陸續(xù)將其他幾處分散辦學的專業(yè)集中到泰安。
自20世紀70年代初，直到80年代中后期，學校的綜合辦學條件一直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即便如此，老一代的教職工沒有怨言，大家體諒國家和學校的實際困難，生活上艱苦一點，不怕，忍一忍、堅持一下就過去了。大家把精力集中到如何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如何改善辦學條件上。
記得在兗州時，住的是簡易平房，墻體是薄薄的一層磚，房頂是簡單的一層瓦，冬天室內和外面一樣結冰，夏天則熱得像蒸籠，中午躺在床上，房頂上被太陽曬得灼熱的瓦把臉烤得火辣辣的。搬到泰安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教職工的生活條件依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我作為雙職工，居住在11平方米的一間平房內，書架放到桌子上。老母親來了，我只能帶著孩子到教研室去住。那時候，每家每戶也就一個燒煤的小爐子，夏天放在不足兩平方米的所謂廚房里，冬天則放在臥室里，取暖、做飯二合一。生活用煤實行定量供應，需要教職工自己用地排車去學校的煤場拉。那時候我算是年輕教師，幾個年輕人一起定期借一輛地排車，將全教研室每戶雙職工家的煤送到家里。當時大家的關系都很密切，互幫互助的氣氛很好，誰家有什么困難，大家都會主動去幫忙。煤是有了，但點爐子的木材沒有，學校也不能解決，教職工只好自力更生，自己想辦法。有的到泰山上去揀松球，有的去割山棗。后來有了罐裝煤氣，由于供不應求，學校規(guī)定，只有1966年以前參加工作的教職工才有資格排隊輪流領取，而我這個工齡從1969年算起的青年教師自然也就沒有份兒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通管道煤氣之前，我也沒有獲得用煤氣罐的資格。其實這樣的生活條件在當時誰也沒有感到艱苦，大家都習以為常，沒有任何抱怨。相反倒是同志們之間互相幫助，如同一個大家庭。入冬之前各家各戶購買、儲存大米、大蔥、大白菜的場面十分感人，年輕的幫助年老的，男職工幫助女職工，大人孩子齊上陣，為了生活不得不辛勤地忙碌?，F(xiàn)在回想起來，還真是有點樂在其中的感覺。因為大家多來自農村，一是體諒國家暫時的困難；二是和自己老家的農民相比，已經很知足了。
克服生活上的困難，靠的是教職工艱苦奮斗的精神。大家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搞好教學、實驗和實習，如何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如何使本學科得到較快的發(fā)展和提高。
就在教職工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20世紀70年代，學校的教學條件同樣也是難以想象的困難。從師資、實驗設備到教學用房等，均遠遠不能滿足教學的需要。就拿我所在的地質學科來說，除了幾位為其他專業(yè)開設煤礦地質課程的老師外，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地質專業(yè)辦起來了，學生招進來了，師資不足怎么辦？學校當機立斷，抓緊從山東省地質局和青海、新疆、甘肅等省的地質隊，調入一批專業(yè)基礎扎實、實踐經驗豐富的老地質工作者，充實到教師隊伍中來；此外又從正在接受實踐鍛煉的、“文化大革命”前入學的地質院校最后兩屆畢業(yè)生中，選拔一部分新生力量，我和其他幾位山東海洋學院地質系的同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山東礦業(yè)學院的。眾所周知，地質專業(yè)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專業(yè)，多門課程的實驗、實習所占的比重都比較大。因此，實驗、實習條件對教學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當時的實驗室缺儀器、少標本，沒有教學模型和掛圖。怎么辦？自己動手，自力更生。全體教師按照教研室的教學分工，沒有掛圖自己畫，或者讓有繪畫特長的學生畫，急缺的儀器設備抓緊訂購，標本不足更是調動每位教師的積極性，所有的野外實習都必須帶著采集標本的任務。教研室還派出多位教師到老的地質院校去學習、取經并爭取支援，分赴全國各地地質學科傳統(tǒng)的實習點、礦山、標準地質剖面等采集礦床、巖石、礦物和古生物標本。
我于1974年根據學校的安排，去當時全國著名的三所地質院校中的兩所—長春地質學院和成都地質學院進修。一年的進修任務很明確，回校立即開設古生物學、地史學兩門課程，連同實驗課累計達120個學時以上，而且要解決兩門課的實習標本問題。開課沒有問題，我有充分的信心完成好課堂教學任務，通過自己進修時的刻苦學習、收集教學資料，邊進修邊備課，完全有把握將課堂教學搞好。但困難的是如何解決實習標本問題，尤其是古生物學的實習標本，更是難上加難。因為各個古生物門類的實習標本，不但需要有代表性的標準化石，保存要完整，特征要清晰，而且每一種都需要至少六套，才能滿足分組教學的需要。要知道，能夠符合學生上實驗課條件的標本是很不容易碰到的，沒有多年的積累，很難開出高質量的實驗課。重任在肩，時間緊迫，我只能加倍努力。進修的學校對我很信任，為了方便我隨時到實驗室、標本庫看標本，他們把鑰匙給了我，除上課外，其余時間我全部都在標本庫里，大量精美絕倫、栩栩如生，來自國內外各個門類、各種類型的化石標本，令我欣喜若狂、大開眼界。我發(fā)現(xiàn)，實驗教學所需要的幾百種標本，數(shù)量均比較多，每一種都不下幾十個甚至更多。因此，我在如饑似渴地學習、觀看的同時，按照我將要開課的需要，將每一種化石選出6～8個包裝好放置起來，連同標本、薄片，總計近2000件。我多次向地史古生物教研室的老師說明我的進修任務，以及希望支援我們一些化石標本的愿望，老師們看到我學習如此刻苦，都很同情我，愿意幫助我，經過他們向教研室主任爭取，由教研室打報告經地勘系批準，無償贈送給我校全套教學實驗標本，這意味著我回校以后就可以開出教學大綱所要求的古生物學的所有實驗。
進修結束，我?guī)еS收的喜悅回到山東礦院。加之后來又和其他老師奔赴山西、云南、貴州、遼寧等地有針對性地采集，更是對化石標本進行了充分的補充。在采集化石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不少困難和艱苦，但也有著很多的趣事。尤其是在長江三峽兩岸采集多門類化石的20多天，我終生難忘。那是1979年秋天，我和另一位當時已經50多歲的老師一起，住在大山深處供銷社小店的木板閣樓上，房間之間上面都是通著的，夜里像小貓一般大小的老鼠竄來竄去，嚇得我們久久不敢入睡。白天一早出發(fā)，沿著出露良好的地質剖面采集標本。我們知道三峽東部地區(qū)的古生代地質剖面發(fā)育完整，出露條件好，化石種類多、保存好，我們正是奔著這一點去的。但萬萬沒有想到，地層中的化石達到如此豐富的程度，數(shù)量之多、保存之好，簡直聞所未聞。巖層層面上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化石，低洼之處則是經雨水沖刷而聚集在一起的、一堆一堆的珊瑚類、腕足類、頭足類化石。我們猶如身處化石寶庫之中，完全忘記了疲勞，每天都是背著幾十斤重的標本，返程要走十幾里山路。有時我們需要租一艘小船，在長江中靠近岸邊劃到峭壁下邊的巖洞里，采集特殊門類的化石。要說苦，那是真夠苦的，天天出野外，而且有時還有危險，有幾次遇上大暴雨，我們正走在山梁上，電閃雷鳴，無處躲避。為防雷擊，我們把所有帶金屬的東西，如羅盤、地質錘、腰帶等統(tǒng)統(tǒng)扔到遠處，身子貼近地皮趴下。還有一次，我們在返程的小路上行走，忽然前方七八米處有一條碗口粗的大蛇在草叢中直立起身子探聽動靜，事發(fā)突然，嚇得我們魂飛魄散，走在前面的彭老師大叫一聲“我的媽呀”，跳到了兩米多高的陡崖下面；我們則嚇得大氣不敢出，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才小心翼翼地繞道走了過去。38年過去了，那種又驚、又怕、又好笑的狼狽場面至今記憶猶新。這一次采集標本歷時一個多月，采集標本20多箱，這些標本陸陸續(xù)續(xù)補充到學生的實驗臺上。
這些僅僅是我個人的一些經歷。其實，我所看到的我們這個學科其他老師同樣也是想盡各種辦法，解決專業(yè)教學上的種種困難，尤其是呂鵬菊老師提到的“七八條槍辦專業(yè)”（見《科大故事①》）的那七八位老師，他們是山東礦業(yè)學院地質學科的奠基者，我們僅僅是跟隨其后并肩戰(zhàn)斗的創(chuàng)業(yè)者、建設者。
三十幾年后，地質學科擁有“地質資源與地質工程”一級學科博士后科研流動站、1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2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0個碩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學生培養(yǎng)質量受到社會的好評，地質專業(yè)培養(yǎng)的學生成為山東科技大學校友中的第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學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快速的發(fā)展，一方面與老一輩地質學科教師奠定的堅實基礎有關，另一方面更與他們傳承下來的艱苦奮斗的精神密切相關。我們、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的學生，以及多年來從各地質院校引進的一茬又一茬的優(yōu)秀畢業(yè)生，大家相聚在山東科技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融為一體，共同奮斗，堅守并傳承著艱苦奮斗、努力拼搏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有理由相信，科大的明天會更美好，地質學科的明天會更美好。
選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講述：王明鎮(zhèn) 整理：田靜 李之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