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國家選拔萬名優(yōu)秀人才出國訪學,這是改革開放后國家第二批派出人員公派留學了。這次,煤炭系統(tǒng)分配到了82個名額,選拔考試以專業(yè)成績?yōu)橹?,英語為輔。其中,計算機應用學科選拔3人。當時,學校有兩個人報名,一個人是我,一個是李文忠(李文忠后來調到南京東南大學)。
公派留學的信息是張孝令老師告訴我的。當時,學校的第一臺計算機和相關材料剛剛到校,機器還沒有安裝。為了更好地了解這臺機器,我把材料從泰安帶回了濟南的家里,在家閱讀計算機資料,也可幫忙做點家務(當時孩子才兩歲多)。一天,張孝令老師從泰安回濟南到我家,說現(xiàn)在公派訪問學者正在報名,你去考吧!我第一反應就是猶豫,一則因為沒有思想準備;二則因為我接受了兩門專業(yè)課的教學任務安排,而且都是大三大四的重要課程;三是因為我擔任著學校計算機籌備組副組長,此時TQ-16計算機剛剛接回來,還沒有安裝調試。我要是出去了,這些事情怎么辦?了解了我的想法,張孝令說,我已同臧桐村老師(計算機籌備組組長)商量過了,他也支持你去,你的工作我們頂起來,你放心去考。我思考再三,終于報了名——我們學校報名的一共有二十幾個人。
計算機應用學科的選拔考試在中國礦業(yè)大學北京研究生部進行,主考官是高福林??碱}難度略低于現(xiàn)在本科教學要求,但那時計算機水平普遍較低,我依然感覺很難做——凡是屬于軟件的我基本都會,外部設備的知識我不懂,做不出來。最終,我的考試成績是60分左右,被錄取了。錄取的3人中,最高成績是78分左右。包括其他學科在內,我們學校這次參加考試的,一共錄取了6人——后來又補充了一個名額,一共7人。錄取后,我們就去北京學英語,我學了將近一年,才考過了出國人員英語分數(shù)線,獲得出國資格(我們學校的7人中,有5人通過了考試)。
我留學的學校是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我1981年12月底出發(fā),到紐約時正好是圣誕節(jié)。在紐約中國駐聯(lián)合國代辦處住了幾天,然后從紐約乘機飛到芝加哥,到芝加哥分校已經(jīng)是1982年初了。留學期間,我的工資照發(fā),國家還發(fā)給我在美國的生活補貼。當時我的工資是59塊錢,在美生活補助400美元。國家要求駐美國大使館教育處從生活補助中扣除20美元給我們購買了醫(yī)療保險,如果生病,全給報銷。
出國前參加專業(yè)考試時,主考的高福林問我到美國想學什么,我說想學現(xiàn)在中國沒有的東西,學一些新東西回來。他建議我到美國各個礦轉一圈,把解決礦山問題的計算機程序搜集帶回來。但是,了解了美國的詳細情況后,我沒采納他的建議,而是選擇了學習和研究Petri網(wǎng)(離散并行系統(tǒng))。Petri網(wǎng)是20世紀60年代由卡爾·A.佩特里提出的,適合于描述異步的、并發(fā)的計算機系統(tǒng)模型。
關于Petri網(wǎng),當時中國計算機界大部分人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國內最早學習和研究Petri網(wǎng)的有3個人,除了我以外,另外兩人是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院計算機科學研究室陸維明和袁崇義老師——后來我們3個人發(fā)起成立了Petri網(wǎng)研究會,也就是后來的中國計算機協(xié)會Petri網(wǎng)專業(yè)委員會。研究會成立大會于1987年7~8月在泰安山東礦院召開。1987年11月,中國計算機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在福州召開,我應邀在會上(軟件分會場)介紹了Petri網(wǎng)的基本概念和發(fā)展動向。這也無形中擴大了我們學校在計算機界的影響力。
在美國,未接觸Petri網(wǎng)前,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計算機科學的基礎知識,看資料、看書、看論文。有一天,導師TadaoMurata安排我?guī)退膱D論課作業(yè)。所謂批改作業(yè)美國同國內是不同的,老師并不一一批閱,而是把作業(yè)收齊后登記好名字,然后記錄好做了幾道題(這是給學分的憑據(jù),至于對錯不用管)。不過,對這些題我要做出一個答案,并把答案復印兩三份送到圖書館,供學生查詢核對。學生如果想知道作業(yè)答案就到圖書館借閱自行核對。我在解答作業(yè)時,曾發(fā)現(xiàn)導師選用的教材中,大概有八九道題是錯的。我跟導師講了這件事情,導師說,他之前也發(fā)現(xiàn)了部分問題,但由于題目沒看全,所以,發(fā)現(xiàn)的問題不如我完整。導師驚奇地對我評價說:你的水平可以呀。
伊利諾伊芝加哥分校分為春夏秋冬四個學季,夏學季補課,其他三個學季修學分。到春學季招收研究生時(1982年4月初),導師TadaoMu鄄rata想推薦我,就領取了碩士研究生的報名表,寫上我的名字。他把表中四五項推薦人評價都填了“優(yōu)秀”,并對我說,剩下的你自己填吧,報名錄取后你就可以讀碩士了,我做你的導師。他還告訴我應該修哪些課、怎么修課,并說:“我給你教授的三門課你肯定能得A,其他的你好好學一年后肯定能拿到碩士學位,然后再去讀博士!”我猶豫再三后跟他說,我沒錢吶,國家只給兩年學費,現(xiàn)在只剩下一年半了。導師幫我想辦法說:“國家給你的錢用完后,我給你申請教學助理或者科研助理,可以掙到錢。”來美國前,我沒有想過讀學位的事情。跟我一起出國的人對我是否讀研也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支持——讀!為什么不讀啊,多好的深造機會!另一種是反對——回去吧,國家需要人,家里老婆孩子也不容易啊。我拿不定主意,但基本上還是傾向于不讀。
于是,我寫了四封信,分別寄給國家教委、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學校和夫人,征求他們的意見。夫人在回信中說:“再難我都頂著,你就去讀吧!”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回信說,國家送你出來做兩年訪問學者,望你按時回國服務。由于我本來就傾向于不讀學位,所以就謝絕了導師的好意,告訴他我不讀研究生,還是做訪問學者。為此,他還不高興了兩三周時間。出國第二年,我就把精力放在做論文上,并做了四五篇論文。導師依然對我很好,經(jīng)常會給建議,一見面就問:論文有沒有新的想法?。棵扛粢粌蓚€星期他就拉我到唐人街去吃午飯、聊天,每次都是他請客。學習結束時,導師給學校(山東礦院)的校長寫了一封信,說吳哲輝沒有讀博士學位,但是他在這里做的工作、發(fā)的論文,已經(jīng)達到博士的水平。
2005年,信息學院成立20周年慶典。有學生在會上問我,“吳老師,聽說在國外有人讓你繼續(xù)攻讀學位,很多人直接留在國外不回來了,你怎么跑回來了?”我說我是國家公派的,是肯定要回來的。其實,我心里還有三筆賬沒說。第一筆賬是,我出去,除去工資照發(fā),國家每個月補貼400美元,一年合計4800美元,兩年共計9600美元,按當時匯率計算,約為兩萬元人民幣。我當時的月工資是60元。兩萬元人民幣,是我二十五六年的工資。國家給我這么多的支持,我怎么能不回來呢?第二筆賬是,“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很多人一起建設新專業(yè),別的老師還頂著我的課,等我回來辦計算機專業(yè),我能不回來嗎?我能丟下他們不管嗎?還有剛購進的計算機是我們跑北京弄來的,計算機籌備組的同事保證我出國的時候機器正常運行,到我回來時再把機器交還給我,我能不回來嗎?第三筆賬是,兒子1977年出生,我出國時他才4歲,1984年我回來時他已經(jīng)上小學了。我愛人自己一個人在家頂著,我能不回來嗎?從現(xiàn)在年輕人的角度,也許不好理解,但在那時,我是不可能有第二個選擇的。我們那一批人中,沒回國的基本是自費的,絕大多數(shù)公派訪學的,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選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講述:吳哲輝 整理:秦昌盛 孫善清)